天启七年正月初八，当汉人和朝鲜人依然沉浸在农历春节的节日气氛中时。
后金却是一片厉兵秣马的备战景象。沈阳城内的宫殿里，后金大汗皇太极和三位辅政贝勒——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正在商议征讨朝鲜的相关事宜。皇太极指出：“朝鲜累世得罪我国，然此次非专伐朝鲜。明毛文龙驻近朝鲜海岛，屡收纳逃人，我遂怒而徂征之。若朝鲜可取，顺便取之，故用兵两图之。”【满文老档》】打击朝鲜境内的毛文龙部，必然会与支持东江镇明军的朝鲜王廷发生直接冲突，为何皇太极却要说“此次非专伐朝鲜”“若朝鲜可取，顺便取之”？
有论者认为，是皇太极对朝鲜的真实国力和军力没有清晰的认识所致【见徐凯《论“丁卯虏乱”与“丙子胡乱”：兼评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的战略》】。此观点看似合理，实则不然。在此之前，朝鲜内部曾爆发过一起严重的叛乱事件，朝鲜平安道宁边驻军将领李适是追随李推翻光海君的功臣之一，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升赏。心怀不满的李适遂于天启四年正月二十二日举兵反叛，叛军一度杀入朝鲜国都汉城，李适赶走李，拥立兴安君李为王。然而不到一个月，流亡在外的李就集结讨伐军击败李适，李适兵败被杀，李适的亲信韩明琏等人也相继被诛。
韩明琏的儿子韩润不甘心沦为鱼肉，东躲西藏，于天启五年携从弟韩泽偷渡鸭绿江，投奔后金。朝鲜史料和《满文老档》中，都记载了韩润为讨得后金欢心“尽输本国事情”的内容【见昊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与《满文老档》】。可见在做出征讨朝鲜的战略决策前，皇太极不可能对朝鲜的国力、军力状况没有了解。实际上，皇太极在是否把朝鲜列为主要征讨目标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表态，可以说是另有隐情。后金统治集团内部存在反对向朝鲜动武的意见，参与国政的三位辅政贝勒中，大贝勒代善就是反战派的重要代表，他主张秉承努尔哈赤时代通好朝鲜的外交政策，认为贸然与朝鲜开战会使后金树敌过多，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局面。皇太极的这一番话，无疑是某种程度上对代善这位反对用兵朝鲜的老大哥进行委婉的劝解。皇太极的目的算是达到了，这一次商议的最终结果，是通过了其对朝鲜用兵的方案。
天启七年正月十三日，在凤凰城隐蔽待命数日的3万后金大军潜渡鸭绿江，这是继乌碣岩之战后，建州女真人再次进入朝鲜境内。领兵者包括镶蓝旗旗主二贝勒阿敏、镶蓝旗贝勒济尔哈朗、正白旗贝勒阿济格、正白旗贝勒杜度、镶红旗贝勒岳托（代善之子）等，皆是在后金与明朝的战争中历练出来的骁勇战将。为后金军充当向导者，除了姜弘立、金景瑞等萨尔浒之战中的朝鲜降将，更有欲为父报仇的韩润。后金军渡江前，阿敏已派遣总兵官楞额礼、备御官雅逊等率领精干部队潜伏过江，尽掳协助朝鲜军巡边的东江镇明军哨兵。因此，朝鲜北方边陲重镇义州的守军，几乎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迎来了后金军的大部队。肩负守土之责的义州府尹，是朝鲜抗日名将李舜臣的侄子李莞，此公自幼追随叔父在军中效命，参加过著名的
第一百八十七章 攻打朝鲜[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