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天启初。
孙承宗官升少詹事。同年，后金进攻辽东，沈阳、辽阳先后被攻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御史方震孺奏请熹宗朱由校以孙承宗代替崔景荣为兵部尚书，朝中大臣也认为孙承宗知晓兵事，推举孙承宗为兵部添设侍郎，主持辽东防务。
天启二年（1622年），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
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
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
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明史载：“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答曰：“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
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而辑录奏章疏旨，成书于崇祯年间的《三朝辽事实录》中孙承宗自己的奏章对这件事情是这么写的：“臣时执偏见谓经臣议，诚然，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北山南水既无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经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
一比对就会发现，明史只摘录了两人争论的前半部分，把王在晋的反击去掉了，于是辩论的结果就被完全逆转，从孙承宗“无以应”变成“在晋无以难”。
熊廷弼被罢免后，朝廷以王在晋为辽东经略。王在晋上任后打算袭取广宁，但总督王象乾认为就算能攻取广宁，但也不容易守住，还不如重守山海关防卫京都。
于是王在晋在山海关外八里铺修筑重关，留四万人马去守。袁崇焕认为王在晋此举不是好的策略，与王在晋争辩无果后，上书给首辅叶向高。叶向高却认为不能凭主观
第一百六十章 辽东战局[1/2页]